在结束对中国为期9天的考察后，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24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察情况以及对中国及全球疫情防控的建议。

　　联合专家考察组由25位来自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中外专家组成。在华期间，考察组与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相关成员单位举行座谈，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实地调研，全方位、深入了解全国和相关省市疫情形势、防控措施、医疗救治、社区（农村）防控、科研攻关等情况。

　　考察组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对病毒传播机制和疾病严重程度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入，全球防控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的人际传播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已经避免或至少推迟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此外，中国也在保护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各国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中国正在采取谨慎、分阶段、有序的方式，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各部门的正常秩序。其他国家应迅速重新评估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考察组建议各国开展积极主动的监测，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对有输入性病例或疫情暴发的国家，考察组建议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处置方案，确保各级政府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阻断疫情传播，做好相应准备和应对预案，必要时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考察组呼吁各国加强对疫情信息的共享，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的挑战。

考察组中方组长、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会上通报：考察组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发现，分别是关于病毒的认识、对此次疫情的判断、疫情传播特点也就是其传播动力学，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1、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证实同源性达99.9%，提示病毒尚未发生明显的变异。

2、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根据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数据以及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广州、四川成都等现场考察，联合考察组对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有以下认识：

一是人口学特征。患者平均年龄51岁，30~69岁患者占77.8%，77.5%的病例来自湖北。

二是动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

三是传播途径。目前认为，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一些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风险。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在中国这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四是家庭聚集性。从广东和四川的现场考察来看，78%~85%的聚集病例发生在家庭。

五是密切接触者管理。在广东和四川，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几乎对所有已发现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追踪和医学观察，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实验室确诊为阳性。

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因此，各年龄段人群均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

梁万年介绍，无症状感染者是否能够传播疾病、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病死情况来看，全国的病死率大概是3%-4%。全国除武汉外，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在0.7%左右。从发病到实验室确诊平均间隔时间，最早全国为平均12天，2月初已经下降到3天。武汉已从早期的15天，下降到现在的5天。这说明我们对疾病的发现和诊断效率大幅提高。现有资料表明，轻症患者从发病到康复平均时间是两周，重症患者需要三到六周。截至2月22日，全国已经有1.8万余病例康复。

梁万年介绍，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动力学分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武汉传播。武汉早期发现的病例大多与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有关。随后，病毒通过接触海鲜市场的人群扩散到社区，形成社区传播。自2020年1月23日起，在武汉及周边城市采取的交通管制等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全国及全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蔓延。

第二种是湖北除武汉外其他地区的传播。在紧邻武汉的湖北孝感、黄冈、荆州和鄂州等地，传播流行强度略低于武汉。该省其他地区，因武汉的交通管制，人口流动减少，其传播动力与全国其他地区更为接近。

第三种是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的传播。武汉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再加上疫情发生时恰逢中国农历春节，人口流动性大，疫情有可能迅速从湖北省扩大到我国其他省区。为了阻断疫情蔓延，全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报告病例与湖北武汉有关，其他省份的社区传播非常有限，大部分为家庭聚集性疫情。

第四种是特殊场所和人群的传播。我们注意到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在医疗机构、监狱等特殊场所。但总的来看，不是影响传播动力学的主要因素。关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感染，据报告，全国共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来自湖北武汉。

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通报考察组现场调研情况时指出，面对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国的反应和措施是恢宏的、是灵活的、是大踏步的。

以下为布鲁斯·艾尔沃德讲话实录整理：

我们的报告涵盖诸多发现与结论，长达45页。但其中有八点是我和梁教授都认为必须要在今天的场合和大家强调。其中四点是与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关的，是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另外四点是对全球提出的建议。

对于中国所采取措施的评论和提出的建议，主要是关于中国采取的策略、集体的行动、带来的影响和进入了恢复阶段。

首先中国做了什么？

面对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我可以说中国采取了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有一些在国家层面上鼓励大众去做一些改变，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很快我们看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国从最初采取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方法，慢慢地转变到基于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能力，也考虑到病毒传播的特性，我觉得这种微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古老的方法加以现代化的科技产生了更大的效果和产出。这种协同优势大概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到。比如像大型医院进行临时床位的调拨，以便使更多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救治。有很多常规诊疗项目被转变到以在线的方式去提供，在此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在四川我们见到这一点非常惊艳。当时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非常偏远的地区是如何协调工作的呢？当时的同事回答我们，通过5G平台实时对话，于是我们问，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大概2分钟之后，实时的5G视频对话界面就调出来。我们见到在偏远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团队正在开展工作，在几千米之外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与四川省内的高级别专家实现互动。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真正地理解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因为当我们面临一种危险的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时候，中国有很多超出我们想象、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策略。

这种策略是如何转变带来切实的效果呢？它是如何能够奏效并且带来效果的呢？

我们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这是由于中国有巨大的集体意愿，不管是社区层面上的工作者，还是上至省长、市长这样的官员，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这种利他的意愿也体现在全球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医用物资的贡献方面。我们看到每个省都有疫情暴发，都有感染病例，但是各个省依然花很多气力去想如何为湖北省、武汉市提供医用物资和医务工作者援助。我觉得这种纯粹利他主义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所以我们就沿着这样的思路，先了解中国采取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开展是否真的带来了影响，带来了改观？

　　联合考察组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改变了这种快速攀升的，并且是潜在致命疾病的曲线。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数据。两周前，我也记不清是9号还是10号的时候，刚到中国的时候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2000多，那一天我记得是2438例。而两周后，在今天我将回国的时候，当联合考察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昨天报告的确诊病例为416例，两周之内实现了80%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是切实的。我也知道数据在不断地变化，做统计也面临挑战。所以我们通过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来确定这样的下降是不是真真切切的。而真的去实地学习和考察的时候，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实，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们确认了这种真切的数据下降。比如在考察过程中我们看到一家发热门诊曾经由高发时段每一周4.6万例门诊量，下降到我们考察时每周1.3万接诊量，这也是由于人们有了这样的意识，当人们发热的时候要去发热门诊就诊，所以有这样实际的下降。

　　还有一个是昨天我和梁教授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注意到武汉的医生和我们讲，我们几周以来终于看到腾出空床来了，可以有病人进来了。对于说这样的话我非常谨慎，就是关于腾出空床来了，但是我想他们是一线工作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情况。昨天我碰到了一位名为曹彬的研究人员，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负责抗病毒药物开发的。我问他，在研发抗病毒药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跟我讲，现在是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目在下降。我之所以在这一点上多花一点时间来讲，是因为我想强调的是，这样的下降是真真切切的，我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团队里有12个人，我们做非常多的研究工作，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做公共卫生研究的机构都会用同样的方法，当我们看到有不同来源的数据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下降是真切的。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和中国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和代价，我们避免了并预防了很多病例。

　　我们研究了武汉的二代续发病例，也研究了中国其他地方的二代续发病例，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个评估，正是由于中国采用了全政府、全社会的这一经典传统、看似又老派的方法，避免了少则万余多，多则数十万病例的出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而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这些流行病学的曲线，其背后在每一条线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策决定，都是中国的领导人和领袖们了不起的决定，做决策很难，指导公众能够按照这样的决策去操作也不易，比如交通管制措施、比如居家隔离的措施，诸如此类才实现了这样的曲线。

每一场疫情，每一场危机中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有时我们学到的是应该更快预警，有时学到的是应该更早预警，有时学到的是应该优化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有时学到的是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弥补现有的知识空白，有时学到的是应该让这样的沟通更坦诚。

　　中国在新报告确诊病例下降时，已经在考虑要恢复其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应当考虑恢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时、几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学校重新开学后，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这场防疫过程中中国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的知识、工具，提升了能力。我们从考察团的角度来讲，也认为现在应该去慢慢地恢复社会和经济的正常秩序，哪怕我们同时在做着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防疫工作，可以同时推进。核心和关键就在于要逐步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

　　另外就是不断地去提升能力，在这场防疫过程中中国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在随着病例数目下降过程中，中国也在增加床位数，买进了更多呼吸机，并同时提升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防控能力。我们也认识到，当我们去促进这个流行性曲线向尾部下降的时候，依然会存在这种病毒再次输入、重新复苏的风险。酒店、饭店复工复产，各个商场也重新开门营业，学校也重新正常开学，依然有卷土重来的这样的风险。风险与管理和应对是相关的。我们有如下建议，让中国完全从这场疫情中彻底地恢复其元气：

　　建议中国逐步取消限制措施，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来应对这场疫情。在新冠肺炎的应对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识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转身、遏制和扭转。任何国家若在贸易或旅行方面采取限制和障碍性的措施，将会影响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国家所采取的超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推荐建议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应该得到重新评估，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下降，而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的贡献在增加。

　　四点建议：

　　第一条是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的病毒，能够造成极大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当前，国际上经常会听说SARS或流感，但新冠肺炎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它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有着自己的特点。如果我们不能谦卑地对待其新的特点，那我们就陷入了要么是SARS要么是流感的定性思维中，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如此灵活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此果敢地采用相关的措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场疫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变化如此之快，而中国又是如此快地掌握了新的知识，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疫情应对的七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冠肺炎的诊治指南已经更新到第六版，如此之快速的根据新更新的知识进行调整，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了不起的优势。

　　有很多国家认为，采用这种古老的围堵方式不会奏效，而在中国就是在了解其特点的基础上采用了这种古老的方式，使得这个疫情逆转了。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湖北也好，广东也好，有散发病例的河南或者其他省份也好，大家都因地制宜地利用这种古老的围堵策略。在中国我们充分看到了，有什么就先用什么，用什么就快速地去用。这就引起我想讲的第三点，关于全球如何应对的结论。

　　国际社会明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法，而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在全球为疫情应对做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偏见，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任何疫苗，所以我们没什么办法。而中国的方法是，既然没有药，也没有疫苗，那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根据需要去调整，去适应，去拯救生命。

　　考察报告中有更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我想再次强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在防止疫情的国际蔓延方面，中国筑起了第一道防线。他们在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了封城的果断措施，这项措施也许要持续几个星期。刚才的流行病学曲线也显示了这类措施直接带来了平缓的下降或保持在较低水平。

　　我们看到，病毒也会在其他国家传播，所以我们建议其他国家严肃考虑类似的做法。并非每个有疫情的城市都要封城，但是需要采用有效做法筑起第二道防线，以防疫情向那些公共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传播。中国争取来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此宝贵，大概七个星期之前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几个星期之内，中国快速开发了诊断试剂，尝试了诸多抗病毒治疗方法，也许再过几个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们向全球提出的最后一点建议是，这一段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要用好，尽管我们列出了很长的研究清单，但也强调研究项目应该有优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识以进一步阻断病毒传播，进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我们认为瑞西韦德可能有预期效力。比如我见到研究人员曹彬说现在招募病人变难了，不仅是因为病例减少了，而是同时还有其他的多种药品在开展试验，而那些药物并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希望。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我们在中国见到了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成绩，中国依然有更多的机会，世界也有很多机会向中国学习。我们报告中提出了非常多的具体建议，包括其优先次序。

　　我们在5个领域共提出22条建议，针对于三类不同的对象，有病例输入的、有感染病例的国家，对中国，对未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有一些是我作为公共卫生专家30年来第一次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一条建议是写给公众的。我们强调，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须要有公众的集体意愿。正因如此，中国有能力通过传统的公共卫生干预方法，应对一种新型的未知病毒，并且在流行病学曲线反映出非凡的成绩。

  我们处于一个关键而危险的时刻，一种新型病原体有向全球蔓延的风险。我们希望通过考察组这段时间紧密、辛苦、勤勉的工作，向世界敞开一扇门，看看中国所做的非凡成绩，这并不是为中国唱赞歌而是描述现实。当面对一种未知病毒，面对危险时刻，一些人可能会陷入绝望，觉得只能一切佛系。而中国采取了果敢的做法，意大利也在仿效，我们想向世界表示，像中国这样去做吧，这样可以拯救生命。

　　最后我想向武汉人民讲几句。25年前，我曾经到过武汉，当时是做一个病毒消除的能力评估。那时的武汉要比现在小很多，但依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活力蓬勃。我记得当时共事的中国同事斗志昂扬。两天前，梁教授和我到达武汉时，城市变得不一样了，充满着高楼大厦，火车站是现代化的城际交通枢纽，然而一切却陷入沉寂。那些高楼大厦里面的灯光，是1500万的武汉人民，他们几个星期静静地待在家里。而当我们与武汉同事沟通时，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身上肩负的一份天然的责任，要保护全世界。

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我想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武汉人民是砥砺前行的。我也非常珍视这次与梁教授共事的机会，可能很久之后才能再回到中国。我觉得此刻，世界应该了解中国所做的事情，当每一天每个国家在犹豫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病毒的蔓延是不会停止的，病例数就可能会扩大。我们需要快速行动起来。